内容提要：概念是政治学知识体系的重要基石，对特定政治知识的理解离不开系统性的概念体系。从知识论的视角出发，政治学概念体系的知识生产原理主要体现为体系化的层级结构、概念间的逻辑关联和结构化的知识传播，并以实现系统化的政治学知识生产为目标指向。由于中西方政治学概念体系在知识生产背景上存在显著的差异，当代中国政治学概念体系形成了基于经验实践的观察、立足传统文化的发掘、扩展官方政策文件的独特知识生产路径。作为一种面向理论创设的知识建构集成，当代中国政治学已经初步建构起以国家理论、政党理论、政府理论、治理理论和民主理论为联结的概念体系，将诸多本土概念有效地联结起来。结合中国政治学知识生产结果的不同价值导向来看，当代中国政治学概念体系应当以知识逻辑的自主性和话语逻辑的本土化作为知识生产向度，把握好与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之间的有机互动，以期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系统化的政治学知识生产。

关键词：政治学概念体系 知识生产 中国政治学 知识逻辑的自主性 话语逻辑的本土化

一、引言

政治学知识体系中的核心概念，对理解特定的政治现象有着基础性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回顾百年来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历史，中国政治学的概念体系是在引介、学习和吸收西方政治学的概念及其体系的基础上初步建立的，但西方政治学概念形成于西方国家的历史、文化和实践之中，在解释中国现象和中国问题时容易带来理论和逻辑的偏差，也难以避免政治知识的兼容性问题。近年来，越来越多学者意识到构建中国政治学的关键在于概念的生产和供给，一些学者提出并建构了诸多本土概念，体现了对西方政治学概念的适用性反思以及自主知识主体性的重视。

然而，有学者意识到当前大多本土概念尚处于互不关联的“概念孤儿”状态，指出要将概念融入学术体系，组建相互关联的“概念家族”。也有学者基于“概念之树”视角指出，本土概念的建构要以理解社会科学的知识性质为前提，强调概念体系的整体性特征。如何建构成体系的本土概念已然成为当下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尽管学界对政治概念研究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和关注，但对于政治学概念体系的知识生产问题仍鲜有学者进行系统性讨论。要推进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就必须以建构符合当代中国实际的政治学概念体系为前提，实现与世界政治学知识体系的互通和对话。本文首先从知识论层面阐释了政治学概念体系的知识生产原理，在此基础上探讨当代中国政治学概念体系的知识生产路径和知识建构集成，进而凝练出以知识逻辑的自主性和话语逻辑的本土化为中心的知识生产向度，为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系统性的概念支撑。

二、政治学概念体系的知识生产原理

概念是揭示事物和观点本质的思维形式，具有辨析不同事物的作用。从概念与知识的关系看，概念是知识形成和展示的基础单元，对特定知识的理解和阐释通常需要依托特定的概念或多个互相关联的概念。显然，任何一门完整的学科实现自主知识生产的关键在于具有系统性和解释力的标识性概念的提炼以及概念体系的建构。不同于零散、互不关联的“概念孤儿”，概念体系具有层次性、逻辑性和模块化的特点，其建构的核心目标在于实现系统化的知识生产。对于政治学概念体系而言，其知识生产的原理和逻辑不同于单个概念的建构，在推进政治学自主知识的体系化和科学化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从知识建构的视角看，政治学知识体系是由各种政治学理论及其体系所构成，而理论体系作为一个政治学领域知识体系的核心，需要更为庞大且系统的概念体系来支撑。简而言之，政治学概念体系的完善程度决定着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基本质量，反映了政治学理论体系的自主性创新活力。

政治学概念体系的知识生产是指在已有知识和新的实践经验基础上提炼新概念以及完善已有概念的内涵外延，进而创造新的知识和不断发展理论体系的过程。政治学概念体系的建构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概念建构。概念建构通常是以回答特定问题为起点和中心，从而实现对某一学术问题的新阐释和新理解。而政治学概念体系是从学科建构的视角出发，在特定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形成政治知识的结构性关联和整体性解释，不断发展已有的政治学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换句话说，政治学概念的提炼是以发现和解决问题为导向的具体化知识生产，而政治学概念体系的建构则是以完善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为导向的系统化知识生产。因此，政治学概念体系的核心特征在于体系化的层级结构、概念间的逻辑关联和结构化的知识传播，三者在知识论层面共同构成了政治学自主知识生产的前提基础。

政治学概念体系不是多个概念的简单堆砌，而是依托体系化的层级结构而形成的统一概念网络。纵观西方政治学的发展历史，概念体系是将概念有机联结起来、对政治学基本问题进行有效解释的重要依托。海伍德的《政治学核心概念》一书作为西方政治学概念体系的代表作，不仅涵盖了反映西方政治学知识体系的140个核心概念，还根据这些概念的知识范畴和逻辑关联划分为基本概念、意识形态、方法、价值、制度、结构、层次七个方面，进而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层级结构。从本质上讲，概念体系不仅是由一定数量且相互关联的概念所组成的知识整体，而且还是一个具有内在相互规定性的层级结构。西方学界聚焦于概念体系的结构问题讨论已久，如萨托利以概念结构的纵向关系为基础，提出“抽象阶梯”科利尔等则以等级、亚类型和总体性概念为分类基础，完善和发展了萨托利的“抽象阶梯”分析方法。而戈茨更侧重概念的操作化测量，从实证测量维度提炼出概念体系的三个层级，即“基本层级”“第二层次”“指标/数据层次”。因此，一个完善的政治学概念体系既要拥有新概念提炼和已有概念更新的知识空间，也要使各个概念能够清晰地找到其在概念体系中的位置，进而形成有序列的层级结构。其中，政治学核心概念规定了概念体系的价值取向和展开逻辑，在特定政治学理论中处于基础性的枢纽地位。而其他概念往往围绕核心概念形成了理论逻辑层面的有机关联，进而共同构成特定理论领域的概念体系。比如，“国家”作为政治学的核心概念，其核心定义往往涉及政治学所关切的社会公共权力，“现代国家”“国家建构”“国家能力”“国家自主性”等概念通过围绕“国家”概念的核心内涵和知识范畴，在理论结构上形成了相互关联的概念体系，以回应和理解国家理论中的重要问题。

逻辑关联性是概念之间形成有效连接的重要基础。在政治学学科中，不同概念的地位和作用各不相同，只有把握好概念之间的逻辑关联性，才能将一个又一个概念联结起来，构成内在和谐统一的概念体系。而发掘概念间的逻辑关联性需要遵循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统一性，从体系化的视角把握和明晰概念建构的关联策略。新概念的建构作为知识生产的重要体现，必须与已有政治学概念体系中的概念形成逻辑上的有机关联，才能实现自身的知识增量和认知价值。在吉尔林等看来，对于概念的界定可以采用“最小-最大”的综合策略，即最小属性对应的是概念中最为本质的决定性属性，而最大属性则涵盖了概念的决定性属性和伴随性属性。依托吉尔林等的概念界定策略，最小属性要求新概念的建构要与其居于上位层次的核心概念在基本内涵和价值取向上保持一致性，不能脱离已有核心概念或概念体系而独立存在，否则便难以形成概念之间的有机关联，也无法真正实现有效的知识生产。比如，“协商民主”概念必须同中国语境下“民主”概念的内涵与价值相契合，才能真正用于解释和理解中国独特的协商民主模式。通过识别概念的边界属性，可以促进处于知识体系中不同位置的概念形成有机的互动与联系，推动已有概念的进一步完善和拓展。比如，民主与治理两个概念之间形成“治理吸纳民主、民主促进治理”的属性关联王，治理包含民主因素，民主蕴含治理目标，两者在理论逻辑层面的耦合共进，为民主理论和治理理论提供新的知识生产空间。因此，只有把握好概念之间在逻辑层面的关联性，才能有效发挥政治学概念体系的系统化知识生产功能。

政治学概念体系之所以能实现有影响力的知识生产，同样离不开其本身具有结构化的知识传播性质。政治学概念体系的知识贡献与传播不限于政治学学科或其他学科，作为一种知识生产的表现形式，更为重要的是它对现实政治生活的实际影响力。“有影响力的知识话语权有赖于有效的知识概念供给。”一方面，政治学概念的演进是专业知识与日常知识之间的有机互动结果，这进一步决定政治学概念体系需要结合现实政治中的情境要素和价值要素，才得以涵盖与实际政治生活相连接的具体维度，发挥自身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强大功效。另一方面，政治知识的有效传播还取决于对政治学概念的类型化区分，由此形成的结构化政治知识与民众的政治社会化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比如，海伍德根据价值与事实二分法将政治学概念划分为“规范性概念”与“描述性概念”。前者是指应当存在的道德原则和价值观念，主要涉及政治哲学、政治思想等规范性的知识类型；后者指的是现实政治生活中客观存在的事实和现象，涵盖政治制度、政治行为等经验性的知识类型。可以说，无论政治学概念是根据何种原则进行类型化区分，都有助于形成系统化、结构化的政治知识，使这些概念更易于被理解和接受，进而增强自身传播力和影响力。

总之，政治学概念体系在知识生产原理上主要体现为体系化的层级结构、概念间的逻辑关联和结构化的知识传播，只有以实现系统化的政治学知识生产为目标，才能够切实提升概念体系的理论阐释力。

三、当代中国政治学概念体系的知识生产路径

当代中国政治学概念体系的知识生产路径须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原则，既不能脱离政治学概念体系的一般性知识生产原理，又要立足于中国实际的政治学知识生产背景。政治学概念体系的知识生产原理为当代中国政治学概念体系的知识生产路径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其中，体系化的层级结构和概念间的逻辑关联是从政治知识化层面为政治学概念体系的知识生产提供方向指引，而结构化的知识传播是从政治社会化维度推动政治学概念体系的完善，以便更好地生产具有现实影响力的政治知识。然而，不同国家所蕴藏的思维范式、价值规范和实践经验都具有独特属性，由此生产的政治知识反映了不同的国家主体性。在此意义上，当代中国政治学概念体系的知识生产进路并不能照搬已有西方政治学概念体系的理论经验，必须在结合中国政治学知识生产背景的基础上形成符合自身实际的知识生产路径。

相较于西方政治学而言，当代中国政治学概念体系在学科历史、理论结构和政治实践三个方面有着显著的知识生产背景差异。从学科历史维度看，政治学的知识生产因知识与政治相互纠缠而内嵌于具体的时空情境之中，这决定了当代中国政治学概念体系的建构须同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发展进程相契合。相比较于美国政治学学术发展的“外向化”取向，中国政治学的建制性进程正逐步实现“内在转向”，即转向对自身历史与田野的内源性解释。这表明中国政治学已经从学科建制发展到政治知识的认识论阶段，其所建构的概念体系须符合中国本土的知识传统，在不断丰富和完善的过程中实现与西方政治学概念体系的有效对话。在理论结构方面，政治学核心概念在不同国家政治学知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不相同。以政党概念为例，在西方政党理论中政党是作为代议民主政体的组成部分存在的，而中国共产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转变成为在全国执政并长期执政的党，在本国政治体制中始终处于领导核心的地位，两者不是同一层次所对应的概念。并且，从概念的构成要素来看，中西方政党概念的内涵差异也表现在利益、权力和民主等组成要素间的权重各不相同。在政治实践方面，中国在探索实现国家独立自主的政治发展道路上形成了有别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模式，中国政治学概念体系的建构必然要反映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属性，并能够真正用于解释和理解中国独特的现代化模式。

当代中国政治学概念体系的知识生产路径与其构成要素密切相关，在构成方面既包括了处于枢纽地位的政治学核心概念，也涵盖了诸多基于中国情境提炼的本土政治学概念。其中，已有的政治学核心概念大多都是从西方译介进来，更多涉及的是概念移植和更新的问题，需要在结合中国实际的基础上实现创造性转化、适应性改造、结构性互动和策略性回应。而更为重要的是，本土概念正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学概念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自主知识生产的主要进路。早在2013年出版的《理解中国政治：关键词的方法》一书便总结了理解当代中国政治生活的21个本土概念，十余年来中国学界更是基于中国情境提炼并建构诸多具有学理意义的本土概念，这些概念为中国政治学的概念体系建构奠定坚实的基础。总体而言，当代中国政治学概念体系主要形成了三条知识生产路径。

一是基于中国实践经验的观察，从丰富的政治现象和政治行动中提炼本土概念，使得当代中国政治学概念体系能够描述和解释中国特有的现象和经验，以推动具有实践意义的政治学知识生产。自改革开放以来，作为一个超大型国家的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在这一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政治实践和政治现象为提炼本土概念提供丰富的素材养料。立足于中国本土实践经验进行概念建构，不仅要实现对具体某一现象或事实的概括性描述，而且还要提升概念对实践经验的理论阐释力，从而深化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解和认知，为现实政治实践提供有效的价值指引和改革方向。与此同时，从本土经验中提炼的政治学概念通常涵盖了两大建构维度，一方面要从政治主体维度出发，通过观察国家、政府、政党等政治主体的制度执行和具体行动，提炼得以概括当代中国政治运行过程的本土概念，如“压力型体制”“运动式治理”等，这是深刻揭示中国政治制度内在运行机理的知识生产。另一方面则要基于政治客体维度建构的本土概念，使其深刻反映中国民众对现实政治生活的心理认知和行为动机，如“差序政府信任”等，这是发掘中国民众政治心理机制的知识生产进路。从当前学界建构本土政治学概念的主要成果上看，关注前者的相对后者要更多。

二是从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资源中梳理和发掘本土概念，由此建构的概念体系能够深入揭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政治思想与政治价值，实现对传统政治知识的创造性转化，从而推动具有规范价值的政治学知识生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概念建构资源，如“民心”“礼制”“治道”“尚贤”等。通过对这些传统概念进行解析和重构，既能够实现概念自身的适应性改造，体现其对当代中国政治生活的理论价值和历史延续，也为建构新概念提供具有现代价值的历史资源和思想源泉。因此，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理论资源对于建构本土概念而言至关重要。有学者指出，“中国传统政治理论虽然在学术形态及其内部逻辑结构上经历了多次变迁，但并没有因为这些变迁而出现新概念周期性纷涌的情况，其中更多的是对原有概念的重新诠释，理论结构的调整也主要是通过诠释既有概念、改变概念间的逻辑排序来实现的”。因此，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建构的本土概念必须把握概念本身的理论结构，不能忽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的文化张力，要在结合时空情境的基础上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实现中国传统政治知识的有效再生产。

三是从官方政策文件中提炼政治概念，以推动具有现实观照的政治学知识生产。只有把握好现实世界的政治实践与知识世界的学术生产之间的关联与差异，才能建构起体现当代中国政治现实生活的概念体系。官方政策文件本身从形成到出台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双向互动过程，既是政府基于现实社会需求所制定的行动策略，又凝聚了民众的共识及专家学者的智慧。通常来说，从官方政策文件中提炼本土概念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直接使用官方话语中的概念，并加以学理性的界定和论证，使其具有知识生产和学术研究的价值，如“群众路线”“党内民主”等；另一种是结合政策文件的实施过程和实际效果，从官方话语中建构新的本土概念，比如通过观察中国公共政策执行中的“高位推动”现象而提炼出“政治势能”概念，是解释政策执行中政治因素与政策实施之间关系机制的学理性概括。然而，官方话语中的概念与知识生产中的概念之间存在着价值预设、适用范围、情境条件等方面的差异，二者实现互通转化的关键在于前提预设的共享、核心语义的一致以及共同的目标指向。由于政府是官方政策文件制定的核心主体，因而从官方政策文件中提炼的本土概念更加贴合当代中国现实政治的发展现状，更加能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治理成效，这是当代中国政治学概念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知识生产路径。

四、当代中国政治学概念体系的知识建构集成

当代中国政治学概念体系在已有知识生产路径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系列的原创性知识成果，并依据政治学概念体系的知识生产原理对这些知识成果进行分析和整合，进而在理论逻辑层面形成一个相对完整和开放的知识建构集成。在这一过程中，本土政治学概念需要围绕特定核心概念的理论结构，依托核心概念的不同知识范畴形成概念间的有机关联和结构上的有机互动，由此建构一个以理论为联结的概念体系。因此，当代中国政治学概念体系是一种面向理论创设的知识建构集成，不仅是中国政治学知识生产成果的重要呈现，而且是从不同知识维度夯实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根基，是与西方政治学理论进行有效对话的知识工具。从现阶段中国政治学的知识生产成果看，已经初步建构起中国特色的国家理论、政党理论、政府理论、治理理论和民主理论，并能够有效地将这些本土概念归入对应的理论范畴，进而形成以理论为联结的当代中国政治学概念体系。

（一）以国家理论为联结的概念体系

国家是政治学研究的基本对象。学界有关国家理论的研究大体上围绕国家基础理论、中国国家理论和比较国家理论三条知识线索。本土概念的提炼及其体系化建构主要集中在中国国家理论的知识范畴上。以国家理论为联结的概念体系是以“国家”作为核心概念，在理论结构上围绕如何认识中国的国家形态这一基本命题展开，分别涵盖了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两大知识建构集成，并将相关的本土概念关联起来。一方面，传统国家形态是理解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理论起点，学者们从中西比较视野、中国历史文明、中国文化传统等不同研究维度出发，提炼出概括中国传统国家形态的本土概念，构成了现代中国国家转型动力研究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现代中国的国家形态探讨则主要围绕权力构成和权力运行的分析维度来展开，这既包括基于对国家权力结构分析而提炼的本土概念，也涵盖了基于对国家权力运行观察而建构的本土概念，二者共同构成了认识现代中国的知识集成。

国家形态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历史演化过程，传统中国的国家形态根植于中国五千多年来的文明特质与历史轨迹。中国历史上真正的“大一统”国家始于秦朝，“大一统”作为一种传统国家形态，不仅描述了作为经验实践的国家结构，还作为一种价值规范内嵌于民众的思想观念之中，涵盖了权力政治和礼序政治两大分析维度。从权力政治维度出发，“政治大一统”是理解大一统的关键概念，指的是以政治集中为本质的国家体制。而“礼序政治”作为大一统叙事的传统维度，是一种与“礼”的规范性相结合的政治形态，并根植于传统层面的观念认知和生活实践。“儒法国家”概念认为中国在西汉时期形成以儒家学说为统治意识形态和合法性基础，并运用法家的手段对国家进行实质性统治的政治体制。“文教国家”是基于政教关系视角提炼的概念，认为秦汉时期的郡县制政府吸纳孔子文教，依托文教的方式来引导和矫正政府的行为。“天下体系”概念则是将以世界性的“天下”作为单位去理解和分析政治问题，以此修正世界秩序体系和创造新的世界制度。

对于现代中国是何种国家形态的理论探讨，主要涉及权力构成和权力运行两个方面的知识集成。首先，不同于西方现代国家的权力结构，中国的国家权力结构背后蕴藏着不同的政治逻辑。基于中国公共权力分工体系提出的“功能性分权”概念，指出中国“建立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从中心力量视角建构的“中心主义国家”概念，认为中国是以社会中心力量为主导，通过对主流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体系和核心治理过程的形塑而构建的现代国家。其次，权力运行作为连接国家结构与国家行动的中间纽带，是理解中国国家行动逻辑的重要视角。“国家化”概念是基于乡村整合角度而提出，认为现代中国打破了传统地方性权力的运行空间，将差异化的地方社会整合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生动描述了国家权力进入农村社会的过程逻辑。然而国家权力在抵达乡村社会过程中往往会遭遇到地方士绅、家族长老等乡村内部势力的阻隔，以此提炼了概括这一现象的“板结社会”概念。“工程国家”概念认为基础设施建设的背后反映的是国家意志和政府权力的推动。总而言之，围绕国家形态研究所建构的一系列本土概念，推动了中国国家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二）以政党理论为联结的概念体系

政党是现代政治区别于传统政治的重要标志。在中国语境下，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蕴含了主体性的知识建构逻辑，与西方政党理论的适用情境不同。以政党理论为联结的概念体系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概念，主要围绕中国共产党如何全面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命题展开，在理论结构上是由组织形态、制度建设和执政机制三个部分构成，进一步将政党理论中的本土概念联结起来。在组织形态方面，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性质和属性出发提炼的本土概念，是解释中国共产党不同于西方“选举型政党”的知识集成；在制度建设方面，围绕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发展的制度逻辑而建构的本土概念，是理解中国共产党制度优势的知识集成；在执政机制方面，通过发掘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治理的运行机理而提炼的本土概念，是阐释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实践的知识集成。

政党的组织形态展现了政党内部的组织结构和本质属性。中国共产党不是围绕代议制而开展选举活动的政治组织，而是带领人民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国家的党，并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确立起执政党的核心地位。从党的政治属性来看，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是一种通过政党组织和党员的先进性引领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先锋型政党”，具有强大的组织化条件和广泛的社会基础。从党的政治功能来看，中国共产党不仅具有普通政党的代表和表达功能，还肩负着作为执政党的整合、分配和引领的重要功能，是一种融性质、价值、地位、功能、使命于一体的“使命型政党”。从党的治理功能来看，中国共产党将服务社会、服务人民的执政理念深刻融入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进程中，是一种领导服务型组织体系建设的“服务型政党”。

政党制度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支柱。任何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从该国人民的特性和生活中成长起来的有机产物。从不同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来看，中国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进程中始终体现出一种政党主导的制度特征，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有别于国家中心主义和社会中心主义的“政党中心主义”理论范式。基于“政党-国家”关系视角建构的“党政体制”概念，认为中国“党政体制”超越了一般意义的政党组织和政府组织的制度逻辑，“是一种融动员型政治、整合型政治和全控型政治于一体的政治形态”。从比较视野出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一种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是将中国的政党制度置于世界政党政治发展进程中进行审视而建构的概念。

执政机制是政党执政能力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环节。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机制形成于长期的治国理政实践中，是其执政能力和治理效能相互作用的结果。在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方法中蕴含了独特的执政机制，比如群众路线、调查研究等。早在1943年，毛泽东便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进而提出“群众路线”这一概念，本质上是一种政党与群众持续互动的决策模式。而调查研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方法，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步转化为成熟稳定的调查机制，进而推动调查研究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是一种中国特色的“调研政治”运行模式。这些独特执政机制背后同样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基于自身政党主体性形成的一种“执政韧性”，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能够有效适应和灵活应对执政环境复杂变化的独特能力。立足于中国共产党的主体性逻辑而建构的本土概念，从不同维度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理论研究的知识集成。

（三）以政府理论为联结的概念体系

政府是对社会进行管理的国家机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表明，中国政府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呈现与西方国家政府不同的运行模式。以西方政府原理为理论对话，当代中国政府原理可以概括为代表制、集权和有效政府三个支撑要素。以政府理论为联结的概念体系是围绕“政府”这一核心概念，根据如何实现中国政府有效治理的命题展开，在理论结构上形成了以政府职能和政府过程为轴心的知识建构集成。政府职能在理论内容上包括了政府对社会调控的功能以及政府对社会履行的职责两个方面，分别涵盖了用于描述政府职能转变类型和政府间关系的本土概念，这是构建中国政府本体理论的知识基础。在政府过程的研究领域中，政府行为成为理解中国政府为何能够有效运转的重要窗口，涵盖了基于政府运行过程和政府运行环节的视角出发建构的本土概念，两者共同构成了从动态层面理解中国政府的知识集成。

政府职能是理解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转变政府职能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由于不同时期社会治理和发展重心的不同，政府在转变职能过程中形成特定的类型形态。“发展型政府”是一种以优先促进经济增长和增加财政收益为目标、以政策创新为工具导向的政府形态，这一时期政府的工作重点在于经济建设，更为注重效率和发展。随着政府主要职能逐渐从经济建设转向公共服务，“服务型政府”成为新阶段政府的建设目标，其本质是一种把公共服务作为社会治理核心和政府职能重心的政府模式，但由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模式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这两种政府形态并非相互替代的关系，而是在实践过程中互相吸纳，共同构成中国政府治理的两条重要路径。在政府职责履行方面，厘清政府间关系是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的逻辑前提，与西方单一制国家的“职责异构”不同，中国政府职能在纵向上配置呈现“职责同构”的整体特征，不同层级的政府在职能、职责和机构设置上是高度一致的。

政府过程是分析中国政府运作逻辑的重要内容。相比于对中国政府体制的结构性分析，从过程性视角研究中国政府的实然状态是提炼本土概念的另一重要维度。基于对各级政府在不同压力驱动下行为模式的观察，从而提炼的“压力型体制”概念，认为地方政府为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指标，采取数量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评价体系。“行政发包制”则认为在统一的国家权威之下，上下级政府之间嵌入了发包的关系，是一种处于混合或中间形态的组织类型，具体表现在预算包干、财政分成、考核制度等方面。“政治锦标赛”是指同一级别的政府官员为了获得政治升迁而相互竞争的博弈，上级政府根据这些官员的经济绩效等指标来决定优胜者，是对政府官员间的竞争性质如何激励官员行为的理论概括。此外，中国政府在运行过程中涵盖了意见表达、决策和施政等基本环节，是发掘中国政府运行机制的知识源泉。其中，“回应型政府”是基于政府回应性而提炼的概念，认为只有建立具有系统性的回应机制且有效回应民众所需的政府，才能实现政府回应的科学性和持续性。“平台型政府”概念是在分析数字平台对政府服务流程塑造的基础上提出的，其本质是一种通过搭建开放共享平台吸纳多元主体参与，解决跨界公共治理问题的政府形态。总之，以政府职能和政府过程为知识集成所建构的概念体系，是创新当代中国政府理论的内生动力。

（四）以治理理论为联结的概念体系

治理概念自引介进中国以来，经历了一个系统的中国化过程，并在逐步吸收西方治理理论和结合国家治理实践的基础上，建构起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中国治理理论不仅要将治理概念在本土语境中所针对的现实问题予以澄清和回应，还应将基于本土经验的治理方案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之中。以治理理论为联结的概念体系是围绕“治理”这一核心概念，以如何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为命题，在理论结构上分别形成了央地共治和地方基层治理的知识建构集成，以此联结不同治理实践维度的本土概念。从央地共治的知识集成来看，既包括深入阐释中国治理体制为何能够长久稳定的本土概念，又涵盖了基于国家战略中公共政策执行而提炼的本土概念，是从宏观层面理解中国独特治理机制的理论基础。地方基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微观基础，常常在应对具体治理问题的过程中出现大量非体制性的探索和创新，是建构本土化治理知识的重要研究领域，包括了围绕地方政府组织形式、传统乡村社会、乡村自治实践等研究视角建构的一系列本土概念。

央地共治是从纵向政府间关系视角出发提炼本土治理概念的重要知识集成。一方面，从国家治理体制来看，结合政民关系建构的“上下分治”概念，认为中国形成了一种“中央治官、地方治民”的治理结构，中央政府负责治官权，地方政府掌握治民权，蕴含着分散执政风险以及自发调节集权程度的机制。通过观察中国集权与分权的动态调整而提炼的“运动式治理”概念，本质是一种中央政府应对局部性偏差或失效的治理机制，强调中央政府在特定时期通过政治动员的方式来打破常规的治理模式，集中资源对地方政府的行为进行整治和纠偏。另一方面，从国家治理战略来看，“五年规划”是指国家从长远利益出发，根据不同时期的发展现状，科学制定阶段性的规划并予以有效贯彻落实的重要举措，实质上是一种“规划治国”的运行机制。“对口支援”则是一种由政府主导的资源跨区域、跨层级流动的合作治理机制，具有化解风险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功能，被广泛运用于贫困地区脱贫、大型工程建设以及灾区恢复重建等治理问题上。

地方基层治理的知识集成涉及多种研究视角的交汇与融合，体现了学界对这一领域复杂性的深入理解。从组织形式视角出发，地方政府在面对治理过程中的非常规任务形成独特的应对机制，为解释地方政府的治理逻辑提供必要的概念支撑。其中，“领导小组”作为一种广泛存在于各类决策、议事、协调环节的治理机制，是由权力层级较高的官员或部门联合其他部门，牵头组成一个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小组，以便有效集中不同部门间的政治资源。“工作专班”是为推动落实重大规划、决策、任务或项目而设立的事件性组织形式，有效地实现对科层组织资源的重组，确保跨部门、跨层级、跨领域的政策高效执行。从基层治理的历史传统来看，“双轨政治”是对中国传统社会“皇权不下县、县下行自治”模式的生动概括，强调士绅阶层在乡村社会中的重要地位。“简约治理”则是在对晚清和民国时期基层“半正式治理”实践考察的基础上提炼的概念，是一种以纠纷解决为主导的基层行政模式。村民自治是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的重要制度安排，田野政治学从这一视角切入，在大规模乡村调研的基础上提炼了诸多本土概念，有效支撑起以农村为研究对象的治理理论体系。在农民本体层面建构的“社会化小农”“韧性小农”“农民理性”等概念，凸显了农民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作用。在家户主体方面，“家户制”是由以生活习俗为基础的家庭制度和以国家行政为支撑的户籍制度共同构成中国农村的基础性制度和本源型传统，并在此基础上拓展和提炼了“家户主义”基于村庄属性而建构的“祖赋人权”概念，认为宗族村庄的解体不意味着血缘关系的消失，根据血缘关系能够确定个人的身份、权利、责任等要素，是一种以血缘理性为核心的本体原则。总之，围绕央地共治和地方基层治理形成的概念体系，为有效解释中国治理问题提供了必要的知识基础。

（五）以民主理论为联结的概念体系

民主作为全人类共同追求的普遍价值，是人类用作解决集体生活困境的基本方式，在全球各国中有着不同的实践形式。选举民主作为现代西方民主概念体系中的核心概念，深刻反映了普遍的、自由的、多党的竞争性选举实践。在中国语境下，中国民主理论的生成逻辑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中国式民主的最新形态，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民主模式探索的一种归纳与提升，不仅根植于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实践，而且还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密切相关。因此，以民主理论为联结的概念体系是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为核心概念，主要围绕如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命题展开，在理论结构上可以划分为当代民主实践和中国文化传统两大知识集成，由此将民主理论中的本土概念联结起来。在当代民主实践的知识集成中，涵盖了诸多具有民主实践基础的本土概念，生动反映出中国在长期政治实践中创造了丰富多样的民主形式。从中国文化传统的知识集成来看，以人民民主为价值原则的中国民主模式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高度的历史连续性，包括了诸多与中国历史传统相关的本土概念。

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广泛且真实的民主实践塑造了中国民主理论表达的比较意涵和自主创新。其中，“协商民主”是一种通过依法协商、有序协商方式来解决问题的民主治理机制，旨在实现对社会各阶层、群体意见的汇集和吸纳，包括政党协商、政协协商、政府协商、人大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等具体形式。“党内民主”作为中国共产党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是一种围绕党员主体而开展的民主形式，蕴含着由党员和党组织共同构成的复合结构，与西方多党制民主存在显著的差异。“基层民主”是对中国基层社会民主生活的精准概括，主要指的是基层政权民主和基层自治民主，其发展立足点在于国家政权建设的需求，不同于以民众需求为内核的西方“草根民主”。“增量民主”概念则是对中国通过改革创造新的政治增量，从而全面推进国家民主进程的理论概括。

民主理论本身便具有其特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传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的制度安排、思想观念和价值规范等要素都是提炼本土概念、实现民主理论创新的重要知识来源。比如，“民本主义”作为一种思想观念最早起源于《尚书·五子之歌》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其本质是一种指导统治行为的政治思想，蕴含了以民为本的政治价值。基于对中国民本传统的赓续，在结合民主集中制基础上所提出的“民本主义民主”，实现了对“民本主义”概念的创造性转换。“贤能政治”是基于儒家尚贤使能的理念与中国共产党选贤任能的实践所提炼的概念，是一种与西方选举民主相对立的制度形态。“责任政治”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政治与责任的相互关系而建构的概念，本质上是一种以责任为各政治主体互动中轴的政治形态，在逻辑层面与当代中国民主实践是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可以说，围绕当代民主实践和中国文化传统而建构的概念体系，仍处于一个不断完善且动态发展的过程，是构建中国民主理论体系的内在支撑。

五、当代中国政治学概念体系的知识生产向度

概念体系的建构是学科发展的基础性工程。从知识生产路径和知识建构集成来看，任何国家的政治学概念体系建构都有其自身的内在机理。一方面，当代中国政治学概念体系要实现系统化的知识生产，就必须在知识生产原理层面把握好体系化的层级结构、概念间的逻辑关联和结构化的知识传播。另一方面，当代中国政治学概念体系与政治学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之间是同步展开、相互影响且共同促进的，由此形成了不同价值导向的知识生产结果。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是要在实现对中国问题和中国现象有效解释的基础上提供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贡献，其背后的知识逻辑是以发掘普遍适用的概念和理论来回应政治知识跨情境效度的问题，进而实现自主性的知识生产。而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则是要在摆脱西方政治学话语霸权的前提下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标识性概念，其背后蕴含的话语逻辑是立足于中国政治实践来实现本土化的知识生产，从而在与西方国家对话交流过程中逐步形成具有影响力的话语主动权。因此，当代中国政治学概念体系在与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的互动中形成了以知识逻辑的自主性和话语逻辑的本土化为中心的知识生产向度，反映了知识生产结果的不同取向；并在逻辑层面相互影响，耦合共进，为当代中国政治学概念体系的知识生产路径与知识建构集成提供新的理论启发。

（一）基于知识逻辑的自主性概念体系

概念体系的知识生产首先会涉及对知识本身的理解。通常意义上，知识是人们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获取、积累和传递对世界的理解而形成的，具体表现为一系列的概念、理论、命题、范式和方法等。对于中国政治学而言，“本土”与“外来”之间的知识张力始终贯穿着中国政治学概念体系的知识生产过程。根据知识的生成逻辑，当代中国政治学概念体系的建构经历了从外来概念引入本土概念提炼再到概念体系化建构的历史进程，实质上也是一个逐步实现自主知识生产的阶梯化过程。自主性作为当前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建构目标，能够不断消解原有本土知识与外来知识之间的二元对立局面。因此，从知识体系的建构视角看，当代中国政治学概念体系内源于中国的历史经验、文化传统与当代实践，是坚持以发现中国问题为研究起点，通过回应和解决中国问题来建构为广大学者和民众所认同或接受的知识集成，而非盲从或被动地受制于西方国家的政治学概念体系。这一知识内源性特征决定了当代中国政治学概念体系须将基于知识逻辑的自主性作为知识生产向度，要在国家主体层面形成对中国特有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现象的自主性解释，以应对政治知识在不同情境中的效度问题，实现与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有机互动。与此同时，以自主性为面向的当代中国政治学概念体系并不是封闭、孤立的，而是要为全球化知识生产作出应有的贡献，不断发展具有一般意义和普遍适用的政治学知识体系。

（二）基于话语逻辑的本土化概念体系

话语作为概念体系在实践中的表达形式，是切实发挥概念体系现实影响力的核心要素。一般来说，话语是人类表达和信息传递的重要载体，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决定和支配人们言语、思想和行为的潜在逻辑，其主要功能在于认知和沟通。而这两种话语建构的功能分别指向了当代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的两大主要目标：一是要提炼新概念对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新问题、新现象进行解释，并提供新的思想认知、理论范式和分析工具；二是要在与其他国家的政治学学科对话过程中彰显自身的话语影响力，从而逐渐掌握概念体系建构的话语主动权。回顾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发展历史，其生成逻辑的起点来自话语形态的分化与转变，尤其是大量西方政治学概念的价值取向都不可避免地对中国政治学话语产生影响，使得中国政治学的概念体系和话语体系始终面临着西方化与本土化的语言博弈。无论是反思西方现有政治理论的适用性局限，还是从中国传统政治话语和当代中国政治实践中建构政治理论，都指向当代中国政治学概念体系须以话语逻辑的本土化作为知识生产向度，并与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目标相互契合。基于话语逻辑的政治学概念体系深刻反映了官方政治话语与现实政治生活之间的双向塑造，能够伴随政治实践的创新而不断完善和发展。因此，以本土化为面向的当代中国政治学概念体系要着重把握政治学的实践性特征，深入探究中国政治实践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善于从经验事实中提炼具有应用价值的本土概念，着力提升概念体系的适用认可度和实践操作性，在中西对话交流中构建具有影响力的政治学话语主动权。

六、结语

当代中国政治学概念体系的知识生产不仅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系统性的概念支撑，而且还为本土概念的提炼提供体系化的原则指引，有效避免新概念的滥造和误用。当代中国政治学概念体系的建构既要遵循政治学概念体系的一般性知识生产原理，即体系化的层级结构、概念间的逻辑关联和结构化的知识传播，又要在已有知识生产路径和知识建构集成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发展。需要说明的是，如何建构合乎逻辑的政治学概念体系是一个值得探索的开放性问题，本文提出以知识逻辑的自主性和话语逻辑的本土化作为当代中国政治学概念体系的知识生产向度，是将本土概念依据一定逻辑联结起来的理论尝试，更侧重于知识论层面的探讨，并未完全覆盖学界提出的所有本土概念。当前中国政治学在本土概念的供给和体系化建构方面已取得重要进展，但相较于西方政治学而言仍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在以构建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为学科发展目标的今天，需要我们把握好中国政治学与世界知识体系之间的内在关联，在文明互鉴中推动当代中国政治学概念体系的系统化知识生产。（注释略）

注：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中国政党政治的理论逻辑：‘党的领导’的阐释路径研究”(24VRCO82)的研究成果。